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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政府 文化部長 龍應台呼籲:雜交通姦者 無罪
「落後法律!」龍應台 呼籲通姦除罪化 來源:聯合報╱記者楊湘鈞、周美惠/台北報導 2013.03.15 行政院會昨天由法務部報告「國家人權報告推動辦理情形」,據轉述,報告後文化部長龍應台發言指出,台灣民主發展快速,出版法、刑法一百條均已廢除,但目前仍列於刑法中的通姦罪,讓她與外國人士討論時感到「尷尬」。 龍應台認為,「通姦罪」是落伍的法律,法務部應該嚴肅面對「通姦除罪化」的課題。 面對此「尷尬」話題,行政院長江宜樺未直接回應,僅概括回應相關人權討論,表示政府帶領國家邁進,不能滿足於現狀,應思考各界意見,有責任突破,加大力道改變既存障礙。 台南市副市長顏純左接著指出,結婚後身體權究竟屬於對方、還是屬於自己?因刑法還有妨害性自主罪,即使夫妻間強迫對方發生性行為仍會觸犯強暴罪,若一方沒有意願,另一方不能去外面找嗎?若去外面找可能構成通姦罪,法律是否有所扞格? 政務委員羅瑩雪表示,先進國家多無通姦罪,但我國婦女團體對廢通姦罪與否意見兩極,一方認為若無通姦罪,一旦另一半外遇,將失去打離婚官司、或使另一半「回頭」的利器。 另一方則指通姦罪多是「女方告女方」,認為「女人何苦為難女人」?此事宜理性討論,仍賴法務部多與婦女團體溝通、建立共識。 龍應台下午在文化部受訪時補充說明,早期台灣公民出國、在面對國際社會時,會因為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民眾可能因言論或思想觸犯內亂罪),或是出版法箝制言論自由,而感到羞恥或抬不起頭來。當落伍的法令一個一個解除後,國民越來越感到自豪。 然而,龍應台說,台灣目前仍存在「通姦罪」這種「落後的法律」,讓她相當不以為然。她認為每個人都有身體自主權,「這是什麼時代了?難道要靠警察去敲門、偵探錄影來維持你的婚姻嗎?」 |
速食史學的文明矛盾(張大春 批龍應台)
作者 張大春為作家 2011年01月11日 上周末我赴北京參加出版活動,在一次媒體的群訪中,不意間「撞上」這樣的一個問題:「你們偷走了我們的錢(按:指國府輸運來台的央行儲備黃金),留下一個爛攤子,還好意思說你們是『失敗者』嗎?」 單單括出這看似冒犯人的話語,略嫌沒頭沒腦,必須從頭細說。 2009年,龍應台出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引起了華人出版和媒體圈極其熱烈的反應。此書在大陸不能發行,但是無論透過何種管道,想要取得一部書的內容並非難事;或者即便根本不必詳讀文本,只須摭拾街談巷議,也絕對能夠牽引出許多衝突性的話題。俗謂「引發爭議」,本來就是很便宜的事,投資報酬率卻很高。龍應台的速食史學更可以拿「文學」二字當包裝紙,她很聰明地在出版當下就表示:她寫的是「文學作品」,其譬喻如此:「我先綁了許多歷史磚頭在身上,再一一敲碎,用文學的翅膀飛起來!」還說:「想用『文學的力量』感動讀者,尤其是不知1949為何物的年輕世代。」 龍應台大概不知道,她自己的聲明反而暴露了她心目中想要吸引或說服的對象,說穿了就是對1949年國共分裂「易感或無知」之人。她夫子自道的「尤其是」三字恰是關鍵。「不知一九四九為何物的年輕世代」如果因為「文學」這個堂皇、優雅的字眼,而逕以為歷史的磚頭就是那些在晶瑩淚光之中飛起來的碎片,則吾人一向所謂「青史成灰」之語,還真是一個既動人、又諷刺的意象! 文學掩飾空洞史觀 速食就是速食,「速食史學」當然也就不是史學。至於是不是文學?還該先問我們對文學有多麼寬鬆或嚴格的標準;或者,該問我們認不認為文學是有門檻的?無論標準寬嚴,也無論門檻高低,起碼文學二字不該是掩飾簡陋而斷碎的史材容顏的化妝品。尤其是化上了這樣的妝之後,掩飾的卻是空洞而虛無的史觀:「向失敗者致敬」、「以身為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尤有甚者的不知所云則是:「正因為這些失敗者匯聚在台灣,慢慢發展出一種遠離戰爭、國族的價值觀,一種溫柔的力量。」居然也就跳空導出了「這才是文明的價值!」如此無稽的結論。 易感而無知之人果有千百種,而今對岸冒出來一個乍看上去不很文明的記者,忽而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你們偷走了我們的錢,留下一個爛攤子,還好意思說你們是失敗者嗎?」這位記者不會是唯一一個被「失敗者」之語刺激到的人。這樣的人到頭來一定會困惑:國府遷台數十年而遠離了「國族價值觀」,究竟是在認知和實踐上放棄對中國的一切承擔?還是另造一新的國族價值?「失敗者」明明是一個因貪腐無能而流亡的政權,卻被文學加工改裝成遭到大時代無情蹂躪的小老百姓,那麼,被模糊掉的就不只是歷史,還有這無情的野火本身了! 龍應台當然可以說:引發爭議本來就是文明手段,就是溫柔的力量,就是民主。起碼我們都還記得:由於刊登了龍應台的爭議文章,大陸異議人士李大同、盧躍剛所編的刊物《冰點》遭停刊。 為此,龍應台曾堅定地向中國大陸的領導人喊出「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的話。試問:燒起一把野火照亮自己,並將巨大無邊的黑暗留給真正承擔歷史責任的人,這是何等居心的文明?倘若文明之人確有承擔國族歷史共業的責任,龍應台憑什麼又以為「遠離國族的價值觀」是台灣文明的一部分呢?設若台灣應該發展它新的、自有的「國族的價值觀」,它的文明又在哪裡呢?在模糊了之後輕盈得只能飛起來的歷史灰燼之中嗎? 張大春批龍應台「大江大海」是「速食史學」
聯合報 ╱記者陳宛茜/即時報導 【2011-01-11】 龍應台兩年前出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轟動一時,被許多中學教師選為學生必讀經典。作家張大春昨天卻在報紙專欄中重砲批評,指本書是「拿文學當包裝紙」的「速食史學」,而龍應台則是「燒起一把野火照亮自己」。 龍應台出版「大江大海」時,形容這是一本「向失敗者致敬」的作品。張大春表示,上周他赴北京參加出版活動,一位記者向他提問:「你們偷走了我們的錢(按:指國府輸運來台的央行儲備黃金),留下一個爛攤子,還好意思說你們是『失敗者』嗎?」 張大春指出,「大江大海」中的「失敗者」,「明明是一個因貪腐無能而流亡的政權,卻被文學加工改裝成遭到大時代無情蹂躪的小老百姓」。他也質疑龍應台所言,這些失敗者在台灣「慢慢發展出一種遠離戰爭、國族的價值觀」;認為如果文明之人有承擔國族歷史共業的責任,龍應台憑甚麼以為「遠離國族的價值觀」是臺灣文明的一部分? 張大春對龍應台稱「大江大海」為「文學作品」,尤其不以為然。他認為文學不該是「掩飾簡陋而斷碎的史材容顏的化妝品」,尤其掩飾的對象還是「空洞而虛無的史觀」。 張大春指出,五年前大陸異議人士李大同、盧躍剛所編的刊物「冰點」,因為刊登了龍應台的爭議文章遭停刊。為此龍應台曾堅定地向中國大陸的領導人喊出「請用文明來說服我」。 相較之下,張大春認為,龍應台這次以「大江大海」升起的野火,僅僅是「投資報酬率很高」的「引發爭議」。他指出,龍應台「燒起一把野火照亮自己,並將巨大無邊的黑暗留給給真正承擔歷史責任的人,這是何等居心的文明?」 |
欲潛水玩微博,龍應台被批自以為是
【僑報訊】 2012年10月17日 文化部長 龍應台近日接受BBC中文網專訪時稱,為了能夠持續了解大陸,她計劃開一個“潛水”(即化名)的微博賬號,以便了解大陸年輕人的想法。龍應台透露,大陸曾經出現以她為名的微博,但都是假冒的。 香港《文匯報》17日報導,龍應台受訪時談到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兩岸文化交流和未來文化政策方向。她坦言,莫言得獎時她非常高興,還給莫言發了祝賀短信,並暗示未來不排除再次邀請莫言訪台。 對於龍應台接受專訪的消息,台灣作家 張大春在微博上抨擊龍應台為她自己打廣告:“她說有位23歲的廣州網民讀完《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表示對台灣很憧憬,卻擔心自己懂太少。整條新聞只最後一句實在,那位少女跟龍應台最大的差別是,她會擔心自己懂太少,而龍應台從來不。” 據了解,張大春此前曾批龍應台 自以為是:“燒起一把野火照亮自己,並將巨大無邊的黑暗留給給真正承擔歷史責任的人。” |
認真審視龍應台
亞洲週刊 P052 | 一夫當關 | By 林沛理 2009-11-15 龍應台的《大江大海》突顯說書人與歷史敘述者的角色衝突,成為「過度書寫」的作品。 這幾個星期都在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可是越看就越發覺這本龍應台用了「六親不認」的四百天寫成的書問題重重。作為一宗精心策劃的媒體事件(media event),《大江大海》的市場推廣工作做得出色至極,為「如何製造一本超級暢銷書」(the making of a super best-seller)這個課題提供了最好的教材。然而若視之為一本要從慘痛歷史中汲取教訓、要「向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致敬」的著作,《大江大海》卻突顯了說書人(storyteller)與歷史的敘述者 (narrative historian)難以協調的角色衝突(role conflict)、修辭技巧的「雙刃劍」本質(double-edged nature),以及謙遜作為一種歷史寫作的美德(virtue)與修養(discipline)之必要。 最令人擔憂的,是這些顯而易見的問題,在承載著《大江大海》遨遊的一片讚美之聲中(an ocean of praise),幾乎沒有浮上過水面。是出版社的公關手段超卓,還是香港根本沒有幾個人認真寫書評?【按:質問得好!!】這樣對龍應台本人也不公平,《大江大海》既是她嘔心瀝血之作,我們便應給予它最一絲不苟的審視。正如龍應台在書中對她的十九歲兒子飛力普所說,「因為你認真,所以我打算以認真回報你」。 龍應台從不諱言她在《大江大海》要做的一件事是「講故事」——在題為《行道樹》的序言中,她提到她寫這本書的目的,是要跟她的兒子飛力普「講故事」,給他一條「前後連貫的線索」去理解她來自的時代。當然,《大江大海》絕對不只是母親對兒子的「愛的教育」。較諸《親愛的安德烈》,《大江大海》的野心要大得多。 在一種嚴肅的使命感和正義感的驅使下,龍應台深信自己正在進行開創性的歷史研究。她對亞洲週刊的記者說:「我開啟這個探索,就是想要真實地知道那個時代究竟是怎樣一個時代。如果你不去下工夫,就沒有一個黑盒子會打開」(亞洲週刊第二十三卷第三十八期,第三十五頁)。 令人意外的是龍應台似乎沒有想到「講故事」與「寫歷史」是兩種迥然不同的追求,歷史的真與故事的完整和動人未必可以共存。 讀了《大江大海》三遍,我的結論是作為講故事聖手的龍應台,在書中始終支配著作為嚴謹歷史學者的龍應台。《大江大海》的敘事方式充滿電影的感性和興味,某些段落的鋪排和寫法簡直像經過攝影和美術指導的「教路」一樣,專為攝影機——即觀眾的眼睛——而設。 最明顯的例子是龍應台圖文並茂地在台北軍史館一個互動式的模擬戰場訪問詩人管管:「他(管管)靠在一管模擬山炮旁,我(龍應台)盤腿坐在一堆防禦沙包上……他說得激動時,身體就動,一動,那管山炮就『碰』的一聲開炮了……」的確,在多於一層的意義上,《大江大海》都堪稱為一齣「文學巨製」(a blockbuster of a book):從它史詩式的題材到鋪天蓋地的宣傳攻勢,從作者運用的時空交錯「剪接手法」到它「粒粒皆星」的「演員陣容」(all-star cast)——在書中的大敘述出現過的知名人士多如繁星,順手拈來的就有朱經武、白先勇、馬英九、林百里、錢穆、余英時等等。 特別令人詫異的是龍應台對實業家蔣震的描述,她說蔣震在香港「極受尊敬」,來自一個「極為貧困的家庭」,「所有的苦工,他都做過」。她知道蔣震原來當過軍,在國共內戰期間曾經參與多場慘烈戰役之後,「看著這位極度樸實的藹藹長者,簡直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如此戲劇化(dramatic)甚至近乎通俗劇(melodramatic)的筆觸出自一貫冷靜的龍應台,端的令人措手不及。 龍應台的詞鋒犀利,眾所周知。在《行道樹》一文中,她將父母比喻為城市裏的行道樹,「這些樹,種在道路兩旁,疾駛過去的車輪濺出的髒水噴在樹幹上,天空飄浮著的濛濛細灰,靜悄悄地下來,蒙住每一片向上張開的葉。行道樹用腳,往下守著道路,卻用臉,朝上接住整個城市的落塵」。兩岸三地能夠寫出如此詩意盎然而感情充沛的句子,大概沒有幾人。 可惜的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龍應台的犀利詞鋒,同時使《大江大海》成為一部「過度書寫」(over-written)的作品。 ■(評《大江大海》二之一) |
龍應台的感傷主義
亞洲週刊 P048 | 一夫當關 | By 林沛理 2009-11-22 歷史教訓與啟示存在於歷史本身的矛盾、曖昧與反諷中,道德優越感的說教難靠近真相。 林沛理,文化雜誌《瞄》(Muse)主編,《信報》及《南方都市報》專欄作家。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最新的一本書是《破謬.思維》(天窗出版)。 龍應台的寫作向來帶有強烈的說教味道,不時散發著一種「深信自己站在道德高地伸張正義」的道德優越感(sense of moral superiority)。問題是要用這種方式寫作,作者便必須具備過人的道德感悟(moral perception)、道德敏銳 (moral sensitivity) 和道德判斷 (moral judgment)。倘若作者未能身體力行、躬行己說,即英文所謂的「practices what one preaches」;那他\她在重大道德議題上所持的立場,就難免被詮釋為一種道德上的矯揉造作和故作姿態(moral posturing)。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既要「向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致敬」,卻又同時帶著仰慕,甚至敬畏的心情為各式各樣、來自那個時代的傑出人士和成功人士樹碑立傳。龍應台一方面深刻地感受到「那麼慟的生離死別、那麼重的不公不義、那麼深的傷害、那麼久的遺忘、那麼沉默的痛苦」,另一方面又強烈地意識到在一個崇拜名人的社會裏,「報大名」(name dropping)作為一種寫作策略無往而不利。於是,在她筆下,朱經武是「創下高溫超導世界新紀錄而著名的物理學家」;梁安妮是香港公關界的「大姐大」;程介明是「有名的教育理論專家」;席慕蓉的詩「華文世界裏到處被人傳誦」……坦白說,如果《大江大海》寫的只是「被時代踐踏、污辱和傷害者」的「傷害、遺忘和痛苦」,它斷不會成為目前這本全球已賣出逾二十萬本的超級暢銷書。 龍應台在《後記》中自言是「歷史的小學生」,面對「林深不知處的浩瀚史料」不知所措;有如「踏進大興安嶺採花的小紅帽」,每走到一個分岔口都很痛苦,因為「兩條路,我都想走」。實情是龍應台「都想走」的「兩條路」是「講故事」和「寫歷史」,結果她選擇了將歷史改寫成故事。我不是歷史學家,所以在這裏不談《大江大海》忠於歷史和事實的程度(historical accuracy)而只談它的語言。 一般來說,歷史寫作皆奉行「少即多」(less is more)的簡約主義風格,因為事實不需要裝飾(embellishment);而歷史所包含的權力衝突和人性戲劇,自有其內在的動人力量。從事歷史寫作的人需要做的,往往只是「實話實說」(tell it like it is)而已。《大江大海》最大的敗筆是用感傷主義(sentimentalist)的筆觸來渲染悲情,我沒有正式統計過,但幾乎可以肯定,《大江大海》所用的「最高級詞語」(superlatives)之多,超越龍應台之前的所有作品。這種修辭上的誇張(rhetorical excess)在書中隨處可見——龍應台回憶兒時住在大倉庫,「下雨的時候,整個倉庫噪聲大作,雨水打在一定是全世界最大張的鐵皮上,如千軍萬馬狂殺過來」。在一本一字一句都蘊含反戰信息的作品裏,「千軍萬馬狂殺過來」又怎能用作比喻呢?誠然,由於時時刻刻都想著要感動人、震撼人,龍應台在《大江大海》中寫出了很多奇怪的句子,例如「請凝視我的眼睛,誠實地告訴我:戰爭,有『勝利者』嗎?」。這句分明是從英文「Look me in the eyes and tell me」翻譯過來,文體家龍應台竟可如此囫圇吞棗,實在令人詫異。 龍應台千方百計要為這批戰爭中的「失敗者」伸冤,可是在她不自覺地把他們「受害者化」(victimization) 的過程中,也可能剝奪了他們的主體性(subjectivity) 和能動性(agency)。他們當中,不是每一個都是被國家和領袖出賣的受害者。有些人為信念而戰結果戰死沙場,有些人為理想而活結果含恨而終。將所有的戰爭混為一談就是將戰爭「同質化」(essentialize) ,將所有的犧牲一視同仁就是將人的複雜動機概念化(conceptualize)。 化繁為簡原是說書人的特權,研究歷史的人沒有這個特權,因為歷史從來就充滿自相矛盾、似是而非、曖昧與反諷,而它的教訓與啟示,亦只會存在於這些矛盾、曖昧與反諷之中。 所以,歷史的研究與寫作,最終應該是一趟讓人學懂謙卑的經驗(humbling experience);也只有真正謙卑的人,才會靠近歷史的真相。【按:最後幾段批得極中的!!!】 ■(評《大江大海》二之二) |
張大春評龍應台,馬英九上任後只會徒托空言
來源:鳳凰網 娛樂 作者:吳無 2013年01月29日10:27 他是莫言口中最有天份的作家,他的書在台灣文壇叫好又叫座。好故事、常說書、習書法、愛賦詩,是他的標籤。參與王家衛電影《一代宗師》的故事創作讓他再次被內地文學愛好者高度關注。 鳳凰網:您經常批判馬英九,但是馬英九和龍應台對我們內地人來說,並不是政治身份了,這兩個人幾乎是政治明星。可是我片斷地了解,您對他們的評價並不…… 張大春:是不高的。 鳳凰網:為什麼呢? 張大春:我不太願意從一般的評論標准上去看一個政治人物,比如一般人會講,他是外省人,或者說他是國民黨,是正藍或者泛藍的,或者說留洋的,帶有一種西化思維,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評論。我只是看一個政治人物,當他提出某一個政策的時候,它究竟是不是一個政策?它是不是夠格成為一個政策?而不是一個高調,一個綱領,甚至有的時候變成倫理教訓,有的時候徒托空言,變成一個浮泛的期許,有的時候會藉由感性的、溫馨的、充滿人情味的說服,可是卻打了高空。 相當於會貪污、會走後門、會拉幫結派搞民粹去糟蹋台灣各種資源的政客要好得多,可是問題是好得多和夠資格成為一個政治人物,這中間有很大的距離。我常常在面對這些政治時務的時候,我不是從個別的政治人格好不好去看的,馬英九可能是一個很好的人,龍應台也有她非常天真而且寬容的性格,這個一點都不能否認,在政治人物中有這種天真和寬容的人真的不多了。可是,如果真的要討論政策,從就任以前到就任之後,我沒有看到一個像樣的政策,也沒有看到除了徒托空言的世界觀之外,沒有看到能夠具體落實到台灣的文化和行政步驟上的政策。 鳳凰網:但是在內地很奇怪的一個現象,內地人既關心政治,又特別不關心政治。 張大春:台灣也是這樣的,同門同種,沒有太大的差異,台灣也是這樣,我非常關心政治,可是我又極度冷感,這是一樣的,同時的,而且可能就在同一個人身上,這是一格非常強烈的精神分裂。 鳳凰網:但是我們這邊有時候政治會參與到文學之中,包括莫言得獎,因為他的政治身份,他得了諾獎,遭受到非常大的一個置疑,即使他的作品中有那麼強的現實主義批判精神,大家依然覺得他諂媚於政府,這對於作家來說並不公平,如果是因為一個作家有的政治身份,這會妨礙對他作品本身的評價嗎? 張大春:對我來說,作品得獎與否,或者受主流市場的哄抬與否,或者受知名人士的肯定與否,通通都無關。我隨時在觀察自己的評判或者批評文學的標準,坦白講,它也是活動的,它是很活潑的或者不一貫的。因為有的時候我們真的不知道讀了什麼作品或者看了某一個影視作品,或者生活中出現了某一個特殊的美學我們就從此稍稍地或者有一點差距地調整了我們對於作品的觀察。如果沒有一個長期而且隨時自我反省"我的批評有沒有改變"的能力,我們很可能會只跟隨自己說過的話,什麼意思呢?你看,網絡是這樣的,最愚蠢的網民是這樣的,他的第一句話是那樣想的,他的第一千句發言還是那樣想,他是為了要維持他第一句說的態度,他的一千句是不會改變的,很多是這樣的網民。或者說,網民在網站或者各種電子界面上就會呈現出這樣的性格。 |
官人我要政策(張大春)-- 張大春評龍應台
2012年05月22日 <果然有話> 作者 張大春為作家 在我認識的朋友裡面,大家都看到龍應台的新文章「政策制定中的一路思索──寫在文化部成立前夕」,奇怪的是沒有人說看完了。基於友情之故,容我為朋友們解讀一下── 一篇2200字的說帖,龍應台不改其色,以天象應人事的情景交融告訴我們:「台北的天空連日陰霾風雨,街頭也浮動著焦躁不安和種種的情緒,但是,文化部就在這樣的空氣中出現了。」至於文化部成立前夕所昭示於國人的政策呢?我只能說:政策和作文應該是有距離的,可惜龍應台好像不明白。 龍應台花了將近200個字打了個「雨水重新回到花園」的譬喻,說明文化部可以創造經濟紅利,並假設這紅利賺到之後,就能讓文化「內容更深刻,價值更雋永」,聽來比多層傳銷公司還要誘人,卻比「夢想家」還要空洞。本立而道生,接著,龍應台作了9個排比句,囊括文化部所要服務的對象是全民,又花了將近400字,說明文化權則是基本人權,而傳統的文化政策思維似乎沒有因應台灣社會基礎結構的改變而改變。龍應台注意到甚麼改變了呢?以下的500字看來和「政策」接近了些,可是本質課題卻相當嚇人。 邏輯紊亂中空無物 龍應台意識到台灣社會即將邁入「超高齡社會」,她必須創造出一個制度,好讓為數達311萬的熟齡人口(65歲以上,佔總人口比率的13.3%)把他們人生最後的「黃金十年」「轉化成文化的人力資源」!看不懂是不是?她要讓老人家享受充滿文化生活的晚年嗎?不,她的思索一轉,轉出了紅利來,遂如此寫道:「退休的美術、音樂老師、有經驗的公務員,如果給予完善的辦法,會不會願意進入醫院、監獄、孤兒院,去奉獻愛心和專業,進入鄉村,用藝術去輔導文化造村?」換言之,就是用政策誘導退休人口奉獻剩餘勞力,去從事她夢想中的「文化造村」。龍應台果有這份心力,應早就和李家同並肩到偏村去教作文了。 這篇說帖接下來的1000字雖然一再提醒台灣人民:我們有教養、有文明,應該更「自信和從容一點」,但是文章本身卻陷入了紊亂的邏輯和完全「跳tone」的異想。從我一個老熟於評文經驗的人看來,作者在這時反而已經緊張了,迫不及待地要調度些重量級的語彙來輔助文章的中空無物的力道了。比方說:忽而說要引進國外文創人才,「填補永續經營台灣的隊伍」;忽而又以德、瑞、日、韓、法等國的鉅額資本為典範,要協助民間團體各自去建立國際聯繫,還得經由外交部媒合地方政府文化局搞國際交流。再跳到擴充藝術家、作家、學者交換平台,這也還則罷了,博物館全球連線應該算不得政策吧?接著,又三級跳向東南亞、澳洲、紐西蘭,謂「南方視野的完整建立」、「以原住民文化為主體思維的南方眼光」,我就真看不懂了。 於關鍵處打馬虎眼 最糟糕的還不是思緒凌亂,而是於關鍵處打馬虎眼。當龍應台提到兩岸在文化產業方面還有很多談判要進行時,第一槍就對準了自己:「一個開放社會和一個權力集中的社會原本就立足點不均衡,我們對於強大的民間社會不能,也不會,用國家的力量去要求。」這話的意思是──國家不準備作什麼了? 不,看起來龍應台還有下面的話:「我在思索的是,我們對於台灣這個開放社會的文化的韌性,對於台灣這個公民社會長年累積出來的素養以及那份素養所蘊含的『力道』,是不是可以多一點從容和自信?」挖靠!就是這樣耶!我只能說,以做官的來說,文章寫得還好,但是不寫更好。 |